比丹麦社会还要平等的天鹅公社,理想为何能够照进现实?
文/张心恬
丹麦一直以其健全的社会福利系统而著称,算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但你可能没有想到,在离哥本哈根55公里的Zealand岛上,还有一个比丹麦社会更加平等的生态村。这个村庄有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天鹅公社(Svanholm)。
还没到天鹅公社,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望不尽的麦田之中,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前进,被树林包裹的生态村才渐渐露出容貌。
天鹅公社
进入天鹅公社后,你会看到一条笔直的主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雄伟的红砖楼房。这座18世纪就伫立至今的建筑现在是天鹅公社的议事厅,每月一次的社区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主街的两旁则是社区的各类公共设施,分别是食堂、粮仓和生态燃料房。村庄里还有图书馆、托儿所、足球场。成熟居住区所有的设施,这里应有尽有。除此之外,生态村的其他空间,大多用于发展有机农业。这里既有田地、果园,又有羊舍、牛舍和蜂窝。
比丹麦社会更平等的天鹅公社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和天鹅公社的发起人之一科斯滕(Kirsten Høngsmark)来一探究竟。
全方位的共享社区
天鹅公社是一个由80位成年人和50个孩子一同生活的社区。这里的居民们享受自给自足的有机农业,共享经济收入,一同管理并且分享社区生活。
每个居民都自愿交出80%的收入,自己留下20%。人们的基本需求,例如食物、水电(村庄已经实现了风能和太阳能的自给自足)、住宿都是免费的。无论是在外工作(50%的人口),还是在村里工作(33%的人口),或者是拿退休金和正在找工作的人(17%的人口),大家彼此之间没有区别。
社区里的任何关乎民生的议事都是由每月一次的社区会议决定的。即使这些会议不是强制性的,大部分居民都会积极参与,每次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响应。跟我们所想象的民主不同,这里的人们连连否认“投票”这个机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每个决定都是大家共同讨论,反复修改之后决定的。一家人怎么会投票呢?”科斯滕向我们解释道。
社区会议
这里供给的是百分之百的有机食物,绝大部分来自生态村自己的农场。村里有一小部分的居民在农场和食堂工作。因为他们,居民可以享受最新鲜的有机干粮、水果以及牛奶。晚餐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在外工作的居民回到村里,大家老老小小一同在餐厅共享美食和欢笑。也许是每天一次的聚餐,大家的关系才得以这么亲密吧?我忍不住这样想。
集体用餐
虽然名为公社,但每个居民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你想要一个人单独用餐,可以在餐厅里选择自己想要的食材回到房间。集体生活不是强制的。
天鹅公社的由来
虽然听起来像个共产主义的实验,天鹅公社的历史其实并不短,它始于1978年。
“那个时候,西方嬉皮运动渐渐衰落。很多人有了孩子,想要在乡村居住下来。”当时还在大学读书的科斯滕萌发了和朋友创建一个共享社区的想法,“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个消息,很多人一拍即合。”
天鹅公社历史照片——1977年刊登广告吸引感兴趣的未来居民
“在那一年,关于社区的建立,我们开展了很多次讨论。当时讨论的两个关键,一个是钱,一个是选址 。大家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加上银行的贷款,买下了这块地。”
“当时负责策划的,一共有三个人,两个是受过教育的农民。在丹麦成为有资质的农民要经过4年的正式教育。那些对农业感兴趣的居民开始为整个村庄种植农作物,其他的人有的就负责照顾孩子。”
天鹅公社历史照片——创建之初的讨论
从社区的建立到今天已经39年了,社区仍然保持着充沛的活力,居民人数维持在135人左右。走在社区,随处可见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成年居民的微笑问好。
天鹅公社似乎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其他社会主义实验逐渐式微的今天,它为什么能一直延续,并且充满了生命力?它于我们而言,又有怎样的启示?
与时俱进的收入管理
天鹅公社的共享经济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行了调整。社区刚建立的时候,所有的收入都是共享的。当时受到嬉皮文化影响的年轻人支持这样的完全共享、人人平等的经济模式。
二十年过去了,资本社会持续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这样完全共享的收入管理不再适用新一代的年轻人了。在2003年,社区的成年人从当初的85位减少到65位。天鹅公社想要通过改变自身来吸引更多的居民。社区就如何进行收入的管理开始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年。
“我们都同意改变,个人应该享有一部分自己的收入而不是完全交给公社。最终,我们决定20%的收入可以放进自己的口袋,作为零花钱。”
当然,改变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有老一辈的居民在心理上无法马上接受这样的改变。“有位天鹅公社的创始人之一,他不接受这样的改变。但是当他看到大家都想尝试新的政策的时候,他没有阻止。他告诉我们,他会在3个月内搬出去。结果,这一住又是8年。”
共享经济的原则不变,但是如果有需要,具体政策会做相应调整来让社区共渡暂时的难关。“比如说,如果这一季的土豆收成不好,农作物的收入降低,我们就需要开一个社区会议,来调整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钱数。可能原来是20%,现在到手的就只有19%了。”
天鹅公社靠着以共享经济为原则,加上灵活的收入管理模式吸引了新的居民,今天,这里的成年人口恢复到了当初的数量。
任何决策都需要每一位居民的同意
天鹅公社的管理,靠的是人人参与的民主。在这里,每个月都会举行社区会议。每位居民都受邀参与。但是如果觉得完全信任社区的决定的话,居民可以选择不参加。即便如此,每次会议都有超过60位成年人的积极响应。
在议事厅的房间里,大家围坐成一圈。作为“协调者”的科斯滕将把议事的项目写在题板上,大家轮流发言。每一个决定都需要每一位居民的同意,这更像是一家人在餐桌上的讨论,而不是议政厅里的投票。这样可以避免投票所带来的多数人的“独裁”,少数人的利益也将得到考虑。
社区会议
难道这样不会让讨论无止尽的延续下去吗?我产生这样的疑问。
其实不然。在这里,讨论与妥协已经成了一种民主的习惯。大家都有共识,如果执意自己的意见的话,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大家会尽量的去理解和修改,争取能够以人人都能接受的方式决策。
“一般的月会议是2到2.5个小时。年终的来年预算会议会久一点,也就是6个小时。第二年的大决策确定了以后,来年的月会议就轻松很多,大多是按部就班的实施,没有太多争议。”科斯滕告诉我们,在天鹅公社,人人都参与的民主并不影响效率。
“如果一个议题很大,我们的方法是化整为零,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分成不同的小问题。比如当初因为想增加人口数量而向银行贷款建新的房子。我们展开多次讨论会,从想不想要新的居民开始,然后应该建多少新的楼层,然后到多少贷款合适。每次讨论完成一个议题即可,不会想要一次解决所有问题。”
而且,因为具体政策的决策经过了所有人的同意,在实施的过程中就少有阻碍。如果有异议,大家会在讨论的时候指出,并且提出新的建议。既然自己同意了,那就会自然而然地遵守。
农业发展新方向:朴门永续设计
农业一直是天鹅公社的基础,其成熟的大型有机农业产业更闻名于丹麦。现在,天鹅公社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创新,开始尝试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
与传统农业的大规模种植不同,朴门永续设计将农业置身于一个生态系统当中。一般的农业进行单一的种植,将杂草清除出去,为农作物施肥然后统一收成。而朴门永续设计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农作物与其他植物,甚至动物放在一起,建立一个彼此互相依赖的生态系统。
朴门永续设计的概念图
科斯滕笑着告诉我们,中国其实是最早实行这一理念的国家之一。曾经有位中国人到天鹅公社与他们分享了早在唐代就有的鱼菜共生的技术。现代科技将这一古老的方式变得更为高效可行,水产养殖系统中的水进入水栽系统中,成为农作物的肥料,水再循环进入水产养殖系统。
“永续农业更符合生态的发展。而且,一旦将这个生态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就不需要过多的干涉,大自然会自己发展繁衍。传统农业还需要持续不断的施肥、除害和收成,需要更多的后续投入。更重要的是,大型的机械所需要的能源毕竟是不可持续的。”科斯滕向我们解释选择新的农业发展方向的原因。
朴门永续设计的尝试
在1年前,天鹅公社的朴门永续设计经过了政府的批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尝试还挺新的。暂时是一个1.5公顷的园地,比起1000公顷的有机田地还是非常的小,也还没有收成,但是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的。”科斯滕笑着说。
引进先进的共享交通和快捷的网络,方便居民与外界的沟通
天鹅公社敢于创新的精神也体现在及时引进新的技术。科斯滕最引以为豪的要数共享电子交通和网络。
“在未来的5年,我们要淘汰所有的普通车辆,换上可持续能源的电动车。两年以前我们开始了更替行动。现在我们有3辆电动车,3辆低油耗轿车和10辆电子单车。”这些车辆是为在哥本哈根市工作的居民所提供的,让他们能更方便快捷的上班回家。这些交通工具也是共享经济的一部分,大家共同拥有,协调使用。既能使用上最新的科技,又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出一份力。
“我们还在引进快速的网络,方便在外工作的居民。在丹麦大部分公司,每周都能有1到2天在家工作。这些任职的居民就可以在生态村的家中更便捷的完成工作。”
天鹅公社能够持久存在的原因
这个听起来特别理想主义的社区在39年后仍然充满了生命力。听过了科斯滕的分享,我反思其中的原因。
天鹅公社并不热衷于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相反,他们鼓励居民与社会连接,无论是在外工作,还是引进外界的科技。他们提供一个大家能尽情享受的生活环境,但不局限居民的视野和自由。生态村一直在与时俱进的改变。无论是调整共享经济的政策还是从传统有机农业向朴门永续设计的转型,天鹅公社都愿意尝试。
最重要的是天鹅公社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这里,机构管理从不驾驭于个体之上。你可以选择与大家共餐,或是享受一人时光。你可以参与社区会议发声,也可以选择信任他人将决定权完全交付。只要是接受公社的基本共享理念,每个人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如果一个居民觉得自己不再认同公社的理念,也可以提前告知,离开并且拿回自己所有的财产。
当我请科斯滕为中国关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生活的人们提一点建议的时候,她却出乎意料的谦虚。“我们能够让每一个人参与决策,并且有家的感觉,也是因为我们的社区很小,大家有机会彼此了解。”
我反复咀嚼着科斯滕的话语,我想,一个共享社区的基础正是看见个体的需求,看见彼此的人性,然后一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