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中国完成首次水利普查。《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有水库98002座，水电站46758座。以2011年媒体报道过的数据为例，中国已建和在建的坝高30米以上的大坝约5200余座，其中坝高100米以上的大坝有140多座。到2010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216GW，水电装机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22.3%；2010年全国水电发电量6 8 67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16.2%—而2014年的全国水电发电量占到了19.2%。

数据来源：国际河流《水电的真实报告》

 

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铺展开的是一幅水电大国的中国图景。在一些从事河流保护的NGO看来，中国的水电被过多赋予了转变能源结构的重大责任。“2009年，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做出了减排承诺。但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还会继续上升。水电在中国是非常传统的能源方式，中国西南地区的水电资源丰富，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成本相对太阳能和风能这些非水能可再生能源要低，相关项目上马也就非常快。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水电发展相当快。”国际NGO组织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中国项目主任孟方华（Grace Mang）说。

 

在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标明重点开工建设的大型水电站（包括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黄河上游、雅鲁藏布江等在内）有超过50个。细看这份名单，其中不乏环保组织熟悉的名字：曾经经历“环评风暴”被叫停的金沙江电站，未批先建的澜沧江电站，影响到“植物大熊猫”甘蒙怪柳的黄河羊曲电站等。这一“大手笔”无疑是对中国江河生态的又一记重创。“环境本身是不会说话的，所以需要有人替它发声。”—国际河流将隐藏在水电背后的江河承担的环境压力说了出来，发布了《水电的真实成本》这一报告。

 

“水电在很多时候都被认为是既经济、又低碳的一种能源，是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减碳目标的能源选择之一。但是事实上，水电并不是一种经济便宜的能源。在中国，水电的真实成本，包括环境和社会成本、基础建设的投资成本和水电的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成本，往往被大幅度低估甚至忽略。”报告在开篇就鲜明地指出了水电背后的成本。

 

坚固的大坝在河岸边高高地建起，与之相对应的是渔业的退化，江河涵养的森林、湿地遭致的破坏，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水电是否如其表面一样有着可再生能源的洁净“身段”？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此一直存在着两派说法。孟方华解释了这一问题。

 

“一方的观点基于水本身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它满足可再生能源的要求，将其归入可再生能源之列；另一派认为，虽然水这个资源它是可再生的，但是由于水电纳入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里，而河流的生态系统是不可再生的，因为一旦水电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是难以修补的，所以水电是不可再生能源。而现在，慢慢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将水电纳入非化石能源。”如果用传统的定义来看，在中国现有的能源结构中，水电占据了可再生能源比例的绝大部分，“如果把水电的部分从可再生能源里面抽走，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孟方华补充道。

 

而另外一点常常被忽略的是水电与煤电的微妙关系。由于水电发电量受到水资源量的制约，季节变化非常大。报告指出，雨季时水电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占的比例可以达到干季时的两倍。2010年中国西南部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西南四省的水电发电量因此比往年下降了30%。“水电站缺水的时候需要用火电来弥补电力供应缺口，这就是为什么水电站旁边还会建火电站。”因此，在能源结构中提高水电的比例将导致对煤炭、天然气或核电等能源的依赖。

 

而到了夏天的雨季，又会出现弃电的现象。“输电线的能力也有限，所以多出来的水电运不出去，只能放弃。”在孟方华看来，水电的这一不稳定性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由于气候变化而继续增加。“西南河流连续最丰4个月和连续最枯3个月的径流占年径流量比，平均相差达到50％以上，在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还把水电作为基础能源，那么未来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现实天平的一端是江河的未来，另一端是现阶段非水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未被充分释放的情况下水电为能源结构调整做出的贡献，中国的水电应该如何开发？—孟方华认为，水电开发最重要的就是要将生态最敏感的区域划出来，在这个红线范围之内，水电的经济可开发性并没有讨论的余地；而在开发水电站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是流域的累计影响，也就是从整个流域的角度来看待水电的影响，而不只是一条河、一条江。

 

孟方华也坦言，如何在保护中国河流的同时优化中国的能源规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讨。报告的最后，国际河流联合非政府组织Energy Transition Research Institute探索了河流保护情景下的能源模型。模型模拟显示，即使在2020年以后不再增加新的水电装机，中国仍然可以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达到大幅减碳的目标。

 

有意思的是，今年已经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了，但是实际开工的水电项目仅为最初规划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意味着在“十三五”规划中水电的开发目标可能不能制定得很高。”对于孟方华这样的NGO人士而言，这或许是一个令人感到乐观的信号。